智能醫療

于廣軍:“互聯網+醫療”有前途嗎?

2025China.cn   2016年01月18日

  國醫改始于1985年,到今年已經走過了30年。如今中國的醫改已經進入了深水區,老的問題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產生了。“互聯網+”經李克強總理在全國“兩會”提出后迅速成為社會流行詞。互聯網加到哪個行業都會成為熱點,站在互聯網的風口,醫療機構將會迎來什么機遇和挑戰,互聯網加到醫療上,該怎么加?前景又如何?帶著這些問題,記者來到上海市兒童醫院,有幸與于廣軍院長一起探討當醫療遇上互聯網后的變與不變。

 

  互聯網+醫療or醫療+互聯網

  記者:當下沒有一個比互聯網更熱的詞,互聯網+到哪里,哪里就有新面貌,那么加到醫療服務領域會帶來哪些改變?

  于廣軍:互聯網給醫療服務主要帶來三方面變化。第一,導致醫生和患者關系發生變化。傳統醫患關系,醫生比較主動,患者相對被動。有了互聯網以后,患者獲取信息更加方便,會更多的參與整個醫療活動,這在國外叫做患者參與式醫療(patient-engagement)。第二,醫生和醫院之間的關系也發生微妙變化。結合多點執業,醫生會更加注重個人品牌的打造,醫院會越來越趨向于平臺化。第三,患者和醫院之間的關系有了變化,患者原來是集中到醫院就醫,未來會出現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就醫模式,有些疾病的診治可以用遠程和在線的方式解決。

  記者:這三方面的變化現在已經都發生了?

  于廣軍:不是的,這些改變不是在1-2年內發生,可能這兩年大家談的比較多,但改變不會這么快,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發展的趨勢。

  記者:您剛提到互聯網會給醫患關系、醫生與醫院關系、患者就醫模式都將帶來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醫院未來對醫務人員的培訓與以前相比會有什么不同?

  于廣軍:對醫務人員來說,首先要讓他們學會如何利用現代化的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手段來提升醫療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第二,也要告訴他們利用這種手段來提供醫療服務可能存在的安全和風險。

  例如一些醫生可能會利用網絡進行在線咨詢和問診,甚至利用遠程的手段處置,在這個過程中,要讓醫生明白利用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有哪些局限性。由于醫療的特殊性,有些疾病很難通過這種方式確診,還是需要進一步的檢查,需要多學科的會診,不能簡單的看一看就做出處置,要讓醫生在安全和風險方面有足夠的把控。

  記者:的確,互聯網將給醫生行醫帶來了新的模式。不過,有一種觀點認為互聯網會像改變傳統百貨業一樣顛覆醫療,以后的醫生可能會由人工智能替代,對此,您怎么看?

  于廣軍:我對此不太贊同第一,大量疾病的復雜性不可能完全靠人工智能去判斷。醫學發展到后面會呈現個體化趨勢,中醫里面也講究辨證論治,從這個角度講,人工智能要想替代醫生還是有距離的。第二,人工智能也不可能完全來替代人,人工智能和人之間的差別會經歷一個非常長的過程才有可能縮小,至少在可以預見的二三十年內不會有太大改變。但是人工智能的東西會有一些發展,醫生在工作中也會利用人工智能的手段來做判斷,比如診斷的時候可以看知識庫,可以用達芬奇機器人做手術,醫學是面對人這個特殊對象,這個還是沒有辦法去替代的。

  記者:如果一定要說到顛覆,您認為真正顛覆性的變革首先會在醫院哪個環節發生?

  于廣軍:其實,顛覆性的變革現在已經看的到了,首先是在就診服務的環節,無論是預約掛號付費出院隨訪,非核心的醫療業務之外的服務是最容易被顛覆和改變的,因為這一塊跟其他服務行業的共性最強。第二塊改變就涉及到核心的服務方式,在線問診或遠程問診會改變醫療服務核心本身,這個已經發生一些改變了。

  醫療咨詢類APP發展需規范

  記者:目前有些平臺能夠幫助患者對某些疾病進行咨詢,這種形式被稱為“輕問診”,您怎么看待“輕問診”的概念?

  于廣軍: “輕問診”其實是一種在線的醫療咨詢行為,因為在這一塊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所以現在還是相對模糊的地帶,它也是在法律的邊緣游走。我們也在和衛計委討論要不要確認這種行為的性質。我覺得它是一種職業行為,因為是有執業資格醫生來提供咨詢,從而獲取費用,只不過這種職業行為跟傳統的職業行為相比沒有開處方,但他提供的處置建議也是職業行為的延伸,應該認同為一種職業行為。如果是執業行為的話,就要接受《執業醫師法》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管控。

  記者:您覺得這類平臺的發展前景如何?

  于廣軍:從發展前景來講,我覺得應該進一步規范,現在是一種無序狀態,沒辦法去控制它的質量和安全。比如如果醫療咨詢錯了,醫生是否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從理論上來講,這些醫生通過一個機構或平臺提供服務,又收取費用,如果有錯誤或誤導的話,是應該承擔法律責任的。而且不僅僅是醫生來承擔,這個平臺也應該承擔。

  這類平臺嚴格來講性質已經發生了改變,它本質上是一個醫療咨詢機構或者健康管理機構,互聯網只是它一個手段而已。首先應該對它開展醫療咨詢行為的監管,其次才是對它信息安全的監管。從長遠看,如果沒有相應機制作為保障,哪一天暴露出質量問題,可能對這個行業的打擊是致命性的。

  記者:在往醫療行業掘金的道路上,阿里健康的發展愿景很美好,去年推出了“未來醫院”計劃。

  于廣軍:坦白講,對阿里健康“未來醫院”三步走戰略我有不同看法。

  記者:說說您的看法。

  于廣軍:第一步是建立移動服務的平臺,實際上是從外部進行改造,發揮電子支付的強項,用支付寶來進行支付。我認為支付寶在上海是可以用的,但空間不大,或者說不太適合。對于患者來說,用支付寶支付要下載APP,如果到每家醫院都去下載一個APP,患者負擔很大,微信可能比APP更加方便。我們醫院也開發了類似的APP,但我們優選的是微信,從實際推行的結果來看,微信已經有12多萬關注者,但APP可能連一萬都不到,從這點上講,支付寶支付可能要比微信支付差一點。第二步是要改變醫療服務的全生態,重點針對電子處方進行實施,目前也不太現實。首先,將藥品處方傳上網后競價,沒有考慮到買藥和打出租車不一樣,買藥關乎生命健康不是簡單競價的問題,藥品安全是首要考慮。第二,在醫院補償機制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讓藥品銷售大量外流,對醫院來說是很難受的。取消藥品加成或者讓藥品銷售外流,不是不可以,但同樣的醫療服務價格要提升,如果醫療服務價格不提升,僅僅把藥品收入拿走,那么醫院的運營會出現問題。第三,對患者來說,也不方便,患者在醫院拿藥本來是最方便的,到藥店去買要考慮交通成本。還有,從本質上講,醫院里面的藥品價格,如果不考慮15%加成的情況,價格應該是要低于藥店的,因為醫院里面賣藥品第一不用付房租,第二不需要付稅。上海曾經做過調查,大多數醫院的藥品價格是要低于藥店的。第三步,它說基于大數據打造一個健康管理的平臺,那還是比較遠的,而且這種健康管理也不僅僅是一個互聯網公司能夠去做的。真要做也是健康管理機構去做,而不是互聯網公司。

  記者:它可能還是一種技術平臺。

  于廣軍:對,所以我們醫院也開發了APP,但主推還是以微信作為一個平臺,來改善服務流程和服務體驗,加強醫患互動,當然我們同時也在做一些專科化的APP,短期內,阿里如果不改變它的策略,我們醫院也不大會考慮合作。

  信息化改善就醫難

  記者:據我了解,兒童醫院在很早就有互聯網醫療、移動醫療方面的實踐,您能否介紹一下詳細情況?

  于廣軍:第一個建立是多元化的預約體系,包括利用網站、電話、微信、自助服務機預約掛號。第二,內部流程上,做過一站式靜脈輸液,患者付好費后就可以直接到輸液的地方等待。第三,今年在做診前化驗,提高預檢的水平,減少病人排隊次數,這也得到了患者的歡迎,這也是一個流程優化的典型。還有,利用信息化解決醫療質量和安全問題,由于兒童的病情變化比較快,我們為此做了一些危急值的提醒,比方說有些檢驗報告出來以后,能夠利用信息化手段馬上傳到管床醫生那里。由于兒科用藥涉及到劑量、過敏等問題,我們做了藥品安全提醒,如果醫生開錯,通過計算機系統及時提醒。

  保障兒童用藥需要激勵政策

  記者:“缺醫少藥不安全”是兒科發展的現狀,目前,兒童醫院兒童專用藥品多不多?

  于廣軍:相對成人而言,兒童用藥劑型這方面還是比較少的,這是兒童藥物應用方面非常普遍的問題。因為很多藥廠在出產產品的時候,不愿意加做兒童劑型或者做兒童臨床試驗,導致兒童用藥只好按照體重去做一些調整,這方面很有問題,也是現在國家在兒童用藥方面碰到的問題之一。

  在美國,FDA出臺了一個政策,如果藥廠加做兒童臨床試驗,是可以延長專利保護期的,通過這個激勵藥品企業加做臨床試驗,我們現在也通過各種途徑呼吁國家層面出臺相應激勵政策,否則會出現兒童無藥可用和用藥安全性問題,因為兒童不等于縮小的成人,他在生長發育過程中,很多的器官和功能是不成熟的,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簡單的按照比例去調減,可能會出現問題。

  記者:對,兒童用藥安全一直都是社會關注話題。要研究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數據做支撐,但是有醫院反映,他們向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申請這方面的數據卻遭到了拒絕,您曾經在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工作過,您覺得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拒絕的原因是什么?

  于廣軍:申康醫院發展中心主要考慮的原因是這當中涉及到隱私信息的問題,涉及到每一個患者的數據。第二,擔心商業化傾向,醫院會不會把某一個品牌的藥單獨去做市場化分析,然后把這些數據賣給公司。第三,擔心統方,唯藥品公司銷售所用。

  記者:如今是一個大數據時代,合理的使用數據甚至能給解決問題帶來新的突破口,您覺得在數據公開和安全上面應該怎么去做平衡?

  于廣軍:我覺得要研究制定一些制度來解決數據的公開和利用問題。首先,要解決數據的所有權歸屬。第二,在什么情況下,數據的利用是合規的。第三,利用者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據我了解,國家衛計委也在召開一些專家會議來推動大數據應用的指導性意見,我參加討論時就提出,數據公開是隱私保護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能因為一談到隱私保護數據安全就不公開了,也不是說一談到公開就不去顧忌隱私和數據安全,這里面如何根據我們的情況,把握一個度,同時要界定場景,界定權限,有一定的問責和可追蹤實際的制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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